城市化资金“缺口”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付敏杰博士告诉记者，与许多国家不同，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几乎是分步进行的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城市化才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。
在改革开放以前，中国选择了赶超的重工业发展之路。为了最快速的提升工业比重，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，控制人口的流动以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展。在这样的取舍下，资源价格长期被扭曲，廉价的土地供应、资本税收上的减免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低成本，造就了高速、粗放并存的中国“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”。然而，它的弊端在十数年后逐渐暴露。难以持续的资源、环境消耗，巨大的分配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压力，促使政府宏观政策的内生变化。新一代领导人强调经济发展的和谐性、可持续性和对民生的更多关照。
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到来。除了人口流动管理的破冰外，财政分配的倾向也在印证着这些变化：2006年,财政用于教科文卫、社会保障等的支出接近60％，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下降到26％多。“追求增长为王”的建设型财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以民生为重的公共财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。为福利而竞争成为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标尺。”付敏杰称。
问题是，和工业化相比，强调社会福利的城市化面临高昂的要素成本，不仅要搭桥、修路、建房，还要绿化、净化、美化，改善教育、医疗和社保等等。如上海世博会的口号，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但是美好的一切都要求更多的财政支出。钱从哪里来恰恰成了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事。
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，中央政府的税源丰厚、广大，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。虽然在最初时候，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，矛盾并没有突出显现，但是在福利扩张的年代却无可避免。数据显示，2006年,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62％,缺口高达1．5万亿。“这种等老天下雨的状态显然不能和地方官员的雄心相称，他们迫切也必须寻求新的融资方式，以求得在竞争中胜出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方式就是卖地。”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对记者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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